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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不在声高

作者:丁伟志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年8月6日,第10版.《郑文林学术理论文存》序言 发布时间:2014年08月13日 点击数: 【字体:

 

郑文林同志和我相识已将近半个世纪,算得上是老朋友了。难能可贵的是,在这48年里,我们两个人在同一单位里共事的时间竟达36年。先是在马列主义研究院的9年,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7年(这包括了退休后的岁月)。不在一起的十来年,也保持着联系,音问相通。

回首往事,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尤其是在那“不断革命”的疯狂的年代里,文林和我竟然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分歧,更没有出现过严重冲突。过来人都明白,在那个以“斗”为务、以“斗”为荣的年月,同志间朋友间能够和谐相处、相互信任,谈何容易。同志间朋友间的互信,当然是双方的事,不过当着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是最早被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文林由于没有担当领导职务所以还算是“革命群众”。“黑红两重天”,我们的关系如何,主动权自然全在他的手中;既是“待罪之身”,我可没有权利对“革命群众”别亲疏。不过,被锁定不准乱说乱动的我,总还有冷眼旁观的自由。我觉察到,在那样一个大多数年轻人几乎都陷入或因信仰的盲目而疯狂、或因私利的迷心而疯狂的年代,居然也还有极少数能够保持着独立的理性思考而“冷眼向洋”者,文林就是这样的人。在造反的大火烧的最旺的节骨眼儿上,他却不叫不跳不打不闹,保持着低调,叫人们简直要忘掉了还有这样一位“革命群众”的存在。热火朝天的造反风潮中,居然能够抱持这么淡定的态度,难道只是明哲保身,或者性格使然吗?显然不是。且举我亲身体验到的一个极小的例子。那是1966年的夏天,大概是我们单位在党校院内利用空地种的小麦成熟了,所以全体出动割麦。天气很热,工间下令休息,喝口水,喘口气。恰巧我家就住在劳动所在地的附近。不经意间,文林走过来,跟我说:“到你家喝口水去!”我立即回应:“好!”于是我们二人就在众目睽睽下,坦然地走向我家喝水去了。没有任何人阻挡,好像也不好阻挡。在我家里,边喝水边聊些家常,倒也一句没有涉及“天下大事”(那时我和另一家共同住在一套房子里,这是“组织”安排,显然意在对我加以监督。这种事,大家都心知肚明,无须戳穿,但也不得不说话谨慎些)。可是,文林的这么一个举动,却让我通体舒泰,感受到了一股暖流。我心里明白,他是在利用这么一个极其平凡的日常行为向公众公开地表了个态:我没有和丁某人划清界限,我不赞同你们把丁某人定性为黑帮,我不认为丁某人是不可接触的敌人。当时我就察觉到,在那样酷烈的斗争环境里,他采取的这个并不起眼儿的举动,实际上是很大胆的。这不仅坦率地公开了对我个人问题的独立见解,而且更深一层的用意还在于,他通过对我的态度,毫不隐讳地也表达了对当时我们那个单位“造反”运动所持的不肯盲从大流的独立判别是非的精神。这么做,自然是冒风险的事,不过由于他本人没有什么辫子可抓,况且他所做的又只是一件上不了纲的日常生活琐事,事后并没有受到追究——至于造反派当局有没有背后搞过小动作,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并不敢谬托知己,但是我自以为通过文革的那个特殊年代的机缘,对于文林的思想脉络的确有了几分真切的把握。造反运动初期我们同在一个组里“过政治生活”,“九大”以后到干校接受“再教育”又是一直住在同一个村里,再后来还应召一起参加过“批陈”“批林”学习班。这就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多的近距离交往的机会,何况我在“九大”前已经查明“罪行”不重,承蒙“解放”,得与大家以平等的身份相处了。我逐步认识到,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文林始终如一地保持了严谨的低调的处人处事的风格。不管是在比较得意的时候,还是在比较受冷落的时候,他都不显山不露水,冲淡平和。即使不得不表示意见时,也是采取平静说理的态度,摆事实讲道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故做高声大语,哗众取宠。由于他没有任何辫子可抓,有时候便被派公差出去做外调。难得的是,每次外调,他都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迁就某些人想搆罪于人的企图。叫他去调查一位老干部是不是假党员的问题,他调查的结果是排除了所有疑点(包括本人都说不明白的疑点),证明了被调查者是历史清白的真党员。派他去调查一位同志是不是“五一六”,结果是证明了这位同志当年只是奉命办事,根本没有“五一六”的罪行。我终于体察到,文林在举国皆狂的那场风暴中能够保持着冷静平实的态度,是由于他内心中有着对这场浩劫的独立思考。他本着理性与良知,尽可能地与极端狂热的运动主流拉开距离。也就是说,他的冲淡平和,不是无原则的胆小怕事、息事宁人,而是蕴含着明确的是是非非的处人处事的原则,至少他已经意识到不能浑浑噩噩地混同到那股穷凶极恶的极左潮流中去。

果然,当着“文化大革命”浩劫过去、改革开放新时代到来,人们不再需要处处加小心韬光养晦之际,文林便勇敢地投身到清除多年来极左思潮累积的污泥浊水,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时代使命扫清道路的工作中去。摆在我们眼前的这本文集,就是文林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奋斗在理论文化战线第一线,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留下的清晰印痕。在这本文集中,除个别写作于文革前六十年代初期的文章、以及个别专业性很强的文章外,绝大部分文章的主题都是紧密配合理论文化战线推行改革开放方针大计的。不难看出,当年在许多重大而且十分敏感的理论思想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地充当了为解放思想而冲锋陷阵突破禁区的尖兵。那时节,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成为我国进步理论界达成的共识,但是猖行已久的极左思潮流毒仍在,完成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任务仍旧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乃至还得具有甘冒风险的勇气。文林关于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不应脱离现实地高调鼓吹实行所谓“共产主义道德”准则的议论,关于不宜继续使用文革以来宣扬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兴无灭资”之类极左口号的议论,关于批判将“按劳分配”贬斥为资产阶级法权、硬把“各尽所能”列为社会主义道德前提一类谬说的议论,关于阐明私营企业中少量雇工不得视为剥削而予以禁止的议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的议论,关于《武训传》、王实味事件、胡风集团一类积案均应彻底平反彻底厘清是非的议论,等等。这样一些论作,在当时不免会引发物议是意料中的事,可贵的是文林发表前预料到会遭遇不同意见而没有气馁,发表后受到抨击甚至是围攻而没有退缩。他坚守了信念,毫不动摇地继续迈开探求真理的脚步。

尤其难得的是,文林在这些突破禁区的创新之作中,依旧保持了他一贯的冲淡平和的风格,一扫流行多年的“大批判”持强凌弱、强词夺理的霸道文风。不论是在评论多么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问题,还是在探讨非常容易激发人们义愤的话题,他都坚持着心平气和的态度,摆事实讲道理,尽可能委婉地把某桩事件、某个观点错是错在哪里、对是对在哪里的依据,条分缕析,娓娓道来;绝不肯凭靠有利的新形势而以势压人,相反地是致力于以理服人。应当说,在那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春风刚刚吹拂中国大地的时候,面对着长期受极左思潮束缚而一时间还难以毅然决然地摆脱左倾思潮羁绊的广大群众,说服他们认清极左思潮的错误,并非易事。在那样的节骨眼儿上,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如能切实做到“以理服人”,该是多么有益多么急需的事。文林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此付出了值得赞扬的努力。今天我重读他当年的文章 ,不由得想起了钱锺书先生的一番话。1991年5月,钱先生收到胡绳同志所赠的文集第一卷后,当即仔细阅读了该书的第一辑,并写信向胡绳同志致谢。在信中,他对已读过的文章,做出的评价是:“析理明通,矜气全无,禅家公案云:‘有理不在声高’,当之无愧。”胡绳同志对这一评价,极为欣喜,立即回信说:“有理不在声高”一语,“虽受之有愧,窃引以为荣。”两位饱学的老人,为什么会对“有理不在声高”这一评价那么欣赏呢?很明白,在学术文化领域内,在理论思想问题上,发表议论时能够做到平心静气地说理,杜绝一切装腔作势、虚张声势,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高标准。能够达到这样的高标准,的确也很不容易。至于在那个“斗争哲学”刚刚盛行过一时的时候,能够坚持以理服人,自然更加是值得认真提倡的学风。

读过了文林的文存,用什么话来概括我的读后感呢,用什么话来表达我通过“其文”对“其人”的认知呢?想来想去,最合适的语言,唯有借用前贤们十分赞赏的这句话:

有理不在声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荣誉学部委员,本文是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文林学术理论文存》所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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